本故事纯属瞎编，如有雷同绝非巧合
和高-莺-莺有关吗？和高-莺-莺无关吗？
屋子里面没什么陈设，四周都是厚厚的水泥墙，对面是一扇铁门，门很厚，关门的时候会发出刺耳的响声，对着门的是一扇窗户，外面焊的铁条，窗户不大，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，只能照到床上枕头这么大的一片。南方的夏天，空气湿度大，屋内狭小的空间进不来风，更是闷热异常。床上坐着的老者却愿意待在阳光下，因为这里一天只有几个小时能看见阳光。这位老者身体瘦弱，但是很明显是最近瘦下去的，看上去非常憔悴。一个月前还是花白的头发，现在已经全白了，脸上皱纹很深，透出岁月的沧桑，一双眼睛迎着阳光望向窗外，眼神里尽是忧伤。在眼前仿佛又出现了死去多年女儿的身影，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。
六年前，女儿在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宾馆找到了工作，当服务员。当时全家很高兴，毕竟宾馆的工作环境非常好，比在地里干活强多了。尽管，这个宾馆距离市区很远，但是领导们经常光顾这里，效益非常好。女儿的生活算是有了保障。
我永远忘不了四年前的一天，晚上10点多，都要准备睡觉了，接到女儿工作宾馆的电话，说女儿不见了。我急忙和老伴赶到宾馆，看到女儿被从三楼抬过来，我当时脑中一片空白，只看见老伴哭着上前抱住女儿，等我抓住女儿手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冰凉了。我问宾馆的人怎么回事，他们都含糊其辞，说我女儿是从楼上掉下来的。急忙送到医院，医生说早已死去多时了。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，反射性的给我弟弟和妹妹打电话。然后要求宾馆的人报案，他们都不同意，后来还是我借了一个手机打的110，但是110怎么也打不通，我只有跑到110指挥中心报了案。还是妹妹心细，她到了之后，发现我女儿，除了头发上有些血迹外，耳朵后面都是紫红色的，显然被人掐过，这引起我们对女儿死因的怀疑，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女儿两个手腕子也是紫红色的，被人用力握过双手，上身的衣服纽扣少了几个；下身裤子拉链是开着的，裤子也穿得拧着，腰带也没了。妹妹怀疑女儿是被欺负过的。过了一个小时，警察才来，到了之后又说天太黑看不清，明天再去宾馆看现场。
第二天上午，法医来了，对我女儿进行尸检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个过程只有十来分钟。后来听妹妹说，法医只是翻了翻眼皮，捏了捏胳膊和腿，解开衣服看了看，后来就说：“放心吧，你侄女是清白的。”我当时就很疑惑，把女儿换下来的衣服全部保留下来。
后来我仔细问了女儿的同事们，他们都众口一词的说女儿是从宾馆9楼跳到3楼自杀的，甚至还有人说，女儿平常精神就不正常，那天晚上看见女儿低头站在9楼服务台旁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非常生气，女儿性格开朗，不可能有自杀的念头。他们越这样说，越加深了我的怀疑。后来市里领导专门开会，来解释我们的疑惑，但是他们提出的理由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，我的一个亲戚跟法医几乎要吵起来。我们很纳闷，既然他们认为是自杀，就是很普通的案子，市里领导怎么会如此重视？尽管我们强烈反对，警察最后还是做出了女儿自杀的结论，市里领导催促我们尽快火化尸体，我们当然不能同意。
第三天上午，我们把女儿尸体抬到宾馆，在三楼外还拉了个“还我女儿”的横幅，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，知道我们的冤情。当晚，我们就留在宾馆三楼大厅，等于为女儿守灵了。
谁能想到，一觉醒来，只见窗外街道上到处是车辆和警察。接着又开来的两辆车，车上跳下来的竟然全是武警。武警们戴着头盔，一手拿盾牌，一手拿警棍，先在宾馆院子里列了四队，有一个当官的好像讲了几句什么，武警就顺着楼梯往三楼大厅冲来。我知道大事不妙了，拼命阻止，不让他们动我女儿的尸体，我哪打得过他们呀，被抬起来，扔到了楼梯转弯处的平台上。我老伴更惨被人倒拖双脚、头部和身体磕碰着楼梯拉到了院子里。随后十几个警察将装女儿尸体的玻璃棺材举过肩头，迅速冲下楼梯，放到一辆卡车上运走了。我老伴当时还拦住一辆警车含冤，也被人架开了。警察同时还抓走了我弟弟和另外两名村民。
后来，领导找到了我，要我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，马上火化尸体。他们大声说，不签字，就不放人（指被关在派出所的我弟弟等人），永远不签就永远不放。还说，签也要火化，不签也要火化，不签一分钱都没有。在那种情形下，一个农民还能做什么呢，武警都出动了，这么多领导威逼我，只能签字了。协议大概说赔偿我四万九千元，同意在当天晚上火化，拿到钱后不再追究任何单位责任。
后来人们都传言，当天是市里一把手的儿子到宾馆去玩，看上我女儿了，我女儿不愿意，被掐死后推出窗外的，我非常相信这个说法，因为女儿出事的五天前，她回家告诉我，有位市领导老盯着她，要请她吃饭，被她拒绝了，还说，这个宾馆太复杂，下个月就不打算干了。这个前因后果是能够吻合的。有多少人劝我，拿了钱就算了吧，这件事跟市里的高级领导有关，再怎么闹也不会有结果的。但是，我就是要为女儿伸冤，不能让我女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，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
到了年底，听说市里那个一把手因为腐败被撤职调查了，这给了我信心，于是，我和老伴开始漫长的上访之路。一去就是四年，在这四年中我们吃了多少苦就甭说了，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。在这中间，经过一位法医的鉴定，查出我女儿内裤上有精斑，这可是唯一的物证啊。
去年，又听说市里那个领导被定罪了，同时还有70多个官员被查处。也就是在这时，我的事受到一位记者的关注。今年年初，这个案子终于上报了，接下来很多记者找到我，要报道这件事，包括香港一个电视台也找到我，录制专题节目。
两个月前，省里成立了专案组，要彻底复查女儿的案子。我和老伴都特别高兴，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女儿终于可以沉冤昭雪了。
几天后，我女儿的内裤被送到北京鉴定去了。然而过了三天，他们竟然说内裤上精斑是我留下的，随后我和老伴就被抓起来了，说是伪证罪。我还和他们说，精斑就算是我留下的，和我老伴没关系啊，抓我一个人就行了。他们不听，还是把我们俩都关起来了。而且，我女儿的案子因此定性为精神失常跳楼自杀。
现在，我被关在这里，心里尽是悔恨，悔不该不听人们的劝告，非要讨个说法，换来了什么呢？连我老伴都连累了。一个普通农民又怎么斗得过有后台的领导呢？
太阳西斜了，照进来的阳光也消失了，坐在床上的老者闭上眼睛，两行泪水流了下来。
